奠定界首市现代城市基础的三个人
编辑日期:2013/6/14   编辑:文广新局    阅读次数:次  [ 关 闭 ]

位于豫皖交界的界首市,颍水贯境而过。究其历史渊源,最早春秋时,楚国已在颍水之北筑养城①(后讹称阳城)。但限于古人技术,所谓城池,也许仅是个较大的寨子而已。其后延绵至宋时,《元丰九域志》载:万寿县下辖税子步、界沟、斤沟3镇。从界沟集到界首集,仅仅是个在驿站功能上发展出来的小集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任颍州知府,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他路过界首时写信与友人道:“自过界沟,地土卑薄,桑柘萧条,始知颍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②精研明史的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云中岳在其长篇历史武侠小说《风云录》中,曾以明代界首集为背景,演绎了一段精彩绝伦的江湖恩怨。

界首的真正发展是在近代。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日寇为掠取中原,以重兵相继攻占沿津浦、陇海铁路线的徐州、蚌埠、商丘、开封等城市。为阻日寇渡过黄河向南侵攻,193869,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段黄河大堤,黄水蔓延豫皖苏344个县,受灾近29000平方公里,390万人背井离乡。黄泛区中,界首因其水陆交通便利成为沟通东西的唯一通道,深受国民政府重视,由此带来了界首繁荣发展的契机。

准确说,界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三个人。

一、为界首市打下城市基础的何柱国

第一个人,是抗日名将、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国民党骑兵二军军长何柱国。

“七七事变”后,何柱国将军受命驻守周口、沈丘、界首一带,他注意到由于界首的特殊地理环境,常有商旅往返国统区与沦陷区,多在此地卸货交易,使这个两省交界的集镇骤然红火起来。但是,战乱之年,民不聊生,盗匪横行无忌,严重威胁商户的安全。为保一方平安,何将军在界首派兵修筑堤防以保障颍水两岸民众安全,主动打击土匪来保护商户利益,大兴木土建设集镇以利商旅交易,深挖沟渠兴修水利以利民生,同时通过收取税赋获得军费。此后,国民政府在当地设置党、政、警、特等重要机关,界首“遂从战火弥漫中,畸形发展,日趋繁荣”,“变成物资集散的枢纽”,豫皖边区文化、政治、建设、经济中心,成为达官贵人的聚集之地,商贸人士的发财场所,贫苦难民的谋生地方,人口最多时达20多万。19393月,何将军在《颍川日报》撰文称:“界首经过两年来的苦心经营,一切都逐渐走上规道,一般人都把它比作江苏的上海,湖北的武昌,是豫皖的中心,在陇海路不能通车,津浦、平汉两路交通没有恢复以前,不特是豫皖商业的中心,而且是军事的要地。”③从此,人们把界首称作“小上海”。

河南省南部是中国第5战区防守的地方,因靠近平汉路南段,对武汉构成威胁,日军为巩固武汉周边的安全,认为有必要对豫南第5战区的部队加以打击和歼灭。1942124,侵占中国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集中第3、第17、第40师团,及第13、第34、第39师团各12 个大 队,共5万余兵力发动豫南作战,企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主力。中国部队第5战区参战部队在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展开防御作战。豫东、皖北之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11师团一部和骑兵第4旅团主力为策应豫南方面作战,125,驻商丘日军第35旅团四、五千人受命在鹿邑、亳县之间集结,并配合伪军张岚峰一部直驱界首。盘踞于信阳、确山的日寇二千余人向汝南、奔项城,意欲与亳州南下之敌会师,夺取位于黄泛区要道界首。何柱国军长根据情报判断出敌军意图,下令将原驻守十字河、义门集、太和、蒙城纵深地带的骑三师、骑六师收缩到太和、界首之间,另派军部特务营、补充团疾驰射桥沿汝河布防。周旋数日,进攻汝南和周口敌人被堵截回去;进攻宿县、蚌埠等地的日军被驻守涡阳、阜阳一带的国民党92军牢牢牵制住,最后仅有自亳县南下日寇先头部队千余人、装甲车四十余辆于129④到达界首城北张大桥。骑二军与日寇激战竟日,日寇死伤二百余人,但最终攻入界首城。当时骑八团在涡阳附近奉命西进,计划切断攻击张大桥之敌的补给线与归路。日寇得知情报后,深恐陷入重围,在界首城只停留了半日便仓皇撤离。在豫南会战双方主力未交锋,界首张大桥之战仅仅是大战役中规模不大的遭遇战但国军很好地执行了机动作战、分割合围日寇的战略意图,使日军的行动变成了一次武装大游行。战后。步兵旅第二团八连连长郭振福等39英勇牺牲阵亡官兵均葬于界首北郊公墓1944年双十节,界首修建七七抗战纪念碑,以慰英灵此战是抗战期间日寇唯一一次进犯界首。界首位于黄泛区,沟壑纵横,土质松软,不利于日寇机械化部队作战,加之有国军重兵驻守,保障了界首的安全。

抗战胜利后,何柱国率军离开界首,此后再未返回。但界首对于何柱国将军也是刻骨铭心的,在他的口述传记《我的戎马生涯》(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何柱国将军生平》)一书中,开发建设界首及张大桥一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二、推动界首商业经济发展的汤恩伯

第二个人,是有中原王之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

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为第20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是著名的抗日将领,被誉为“抗日铁汉”。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主持第五战区。汤部入驻中原之后,不顾百姓死活,大肆扩军,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但急速扩充的汤部军纪奇差,中原百姓不堪其扰,怨声载道。1941年春,汤恩伯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他十分重视界首,视其为“数省门户,以锁钥之地,当雷池之冲”⑤的军事要地,以界首为“重建区”为名将之加强控制,修筑了众多公路,并设置驿运,形成了以界首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陆路交通网,沪、宁、京、津货运得以以徐州、蚌埠逆淮颍而上,至此由水陆转运内地洛阳、西安、南阳、襄樊,因而吸引了大批商户入驻。在界首经商者,有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地方富商财主;既有外地大商巨贾,也有本地历代商人和乡间农民进城经商,使界首三镇成为消费城市,其中官商以汤恩伯、何柱国、饶绍周、戴偕五为代表,他们分别开设商行、烟厂、盐粮行,并建立经济大队,以物资交换为名,贩运桐油、鸦片、海洛因等物资,送往敌区,以物资敌,中饱私囊。商行、商贩因惧官兵盘查,多请他们参加“股东”,坐分干股,唯图庇护。作为汤恩伯的生财之地,商贸繁荣的界首为汤恩伯带来了滚滚财源。

19421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2河南大灾,汤部为了维持军费,仍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百姓苦不堪言,称汤恩伯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在《豫灾实录》中写道:“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报道刊出,全国震惊,蒋委员长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日,汤恩伯将军逮捕了张记者,将他关押在临泉,后禁锢在界首,直到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汤恩伯部溃败,张高峰才侥幸脱逃。

19439汤恩伯兼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中美合作所第10训练班主任。特工王戴笠高度重视界首这块战略要地,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戴笠先后在界首设立第31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华北策反专员公署、界首特侦班等多个高级特务机构,而且下令将借重美国技术在重庆仿造的大量日伪钞通过界首这个唯一通道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沦陷区物资,贿赂拉拢伪军将领,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大为头痛的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暗战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4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所幸安全撤出中州。

194412月,汤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离开界首后再未返回。对于汤恩伯而言,界首或许只是他的敛财之地,一个繁荣的界首丰厚了他的身家,为他的庞大军队提供了军费。

三、制定界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的乔道三

第三个人,是界首市第一任市长乔道三。

乔道三,河南省偃师县夹沟村人,1937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9月在革命圣地廷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初,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任学员党支部委员。后又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艺术部深造,受教于成仿吾、罗迈(李维汉)、沙可夫等名师。1943年初,他奉调到晋察冀一地委任材料室工作。1944年,受命担任中共偃师县委委员、偃师抗日民主政府责任秘书,具体负责开展政府各项工作。19466月,随皮定钧部队胜利完成中原突围。1947年初夏,分配到沈鹿淮县任县委副书记,做艰苦的开辟工作。1947101,界首解放后,乔道三被任命为界首市市长。

乔道三主政界首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为界首市的繁荣兴旺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45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在界首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回大城市,客商纷纷抛售货物返回故里,以至于物价暴跌,商业凋零,借战时之利发展成的“小上海”陡然败落。1946年秋,界首商业区失火,伪警察局趁火打劫,乘机将主要商业商行财物抢掠一空,致使房屋1000多间被烧毁,众多商户破产倒闭。至解放前夕,土匪横行,到处抢劫;工人失业,生活无着,百业萧条。乔道三同志接手这个烂摊子之后,根据新政府刚刚建立,敌我拉据局面尚未结束,社会风气极为混乱的现状,他立即发布安民告示,挂出牌子,选定办公地点,开始紧张工作。他深入贫苦市民和工商业者中间,宣传政策启发觉悟广交朋友,建立工会,组建街道基层政权,正确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乔道三同志在上级的支持下,组织建立了市大队和刘兴区队等武装力量,与沈鹿淮县大队联合,采取区区联防,互动配合,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优势,白天隐蔽,夜晚出击,兜圈子,打埋伏,并伴以政治瓦解工作,很快把周围一万多土顽消灭干净,确保了界首地区的稳定。至1948年春,沙河中游沿岸各城镇均已解放,上级决定,组建中共界首市委和中共沙河工委,以统一沙河沿岸各城镇的工商税收和金融财贸工作。乔道三同志被任命为沙河工委委员、界首市委委员、界首市市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乔道三深知经济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对此,他率先提出了“工业强市”发展战略。他首先致力于界首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商人经商,工厂开工,创建工厂,繁荣经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对于前期工作中一些失误及时加以改正,对错收的某些工商业者的财产报请上级批准,逐户逐物登记造册,折成中州币彻底退赔,消除工商业者的疑虑,使界首市场迅速繁荣兴旺。1949年青黄不接时,市场相对萧条,部分工人失业,贫苦居民生活困难。乔道三同志采取“以工代赈”的方针,组织居民修河坝、整街道、挖阴沟,结合银行贷款,组织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积极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同时,对私人企业贯彻保护、扶持和帮助发展的政策,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鼓励工人到私人企业里做工,使工人和业主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为确保界首市经济稳定,乔道三根据上级部署,大力推广中州币,排除国民党政府发币,减少了国统区通货膨胀对界首地区的压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利益,这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也受到了豫皖苏中央分局的表扬。乔道三同志还特别注重民族和谐。界首市回民较多,有一次,新舞台演了一出刺激回民民族感情的小戏,引起教门街回民的不满。乔道三同志闻知立即出面处理此事,一方面教育有关干部认识错误,在群众大会上向回民道歉,一方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动有关人士做好回民思想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乔道三同志担任界首市市长的四年中,界首市经济发展迅速,相继办起了发电厂、铁工厂、造船厂、面粉厂、麻袋厂等,使界首工业初具雏形,初步解决了能源、机械、交通和发展轻工业的路子,为后来界首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并积极筹备物资,抽排人力,在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值得界首人骄傲的是,在阜阳地区,界首市第一个拥有了发电厂;界首市消防队第一个拥有了消防车;受豫皖苏边区政府委托,界首市新鑫石印馆印制了中州币的辅币;界首市轮船营造厂制造的红星九号汽船远销至合肥;界首市牲畜市场是全国知名的四大牲畜交易行之一;1951年春夏之交,市卫生院成功实施一例截肢手术,开创了当时豫东、皖北地区外科治疗先例。

抗战之前界首仅有小学两所和一些私塾。“七七事变”后界首从无名小集镇变成豫皖边区文化、政治、建设、经济中心。以何柱国为首的界首军政商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积极致力于教育,于1940918创办沈太临三县联立中学,开始了界首的中学历史。抗战结束后,滞留在界首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返回故里,界首教育一度陷入低谷。界首解放后,乔市长积极推动教育发展,鼓励民间有识之士创办学校,公办学校与私立小学齐头并进,使教育再度繁荣,为界首市发展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由于长期劳累过度,未得到很好地休息,乔道三同志1951年不幸得了肺病,常感胸闷,不断咯血,但他仍坚守岗位,努力工作,从不提出请假休养,以致病魔缠身,日益加重,最后经同志们多次劝说,才勉强同意去阜阳、怀远治疗。当年79日,乔道三同志因积劳成疾,久治不愈,在皖北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地址在怀远)病逝,年仅36岁。皖北行署决定追认他为烈士。界首市家家户户自发悬挂乔市长遗像进行悼念。乔道三同志把自己人生中最光彩的时期奉献给了界首,他以极其出色的领导能力、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带领界首军民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同时他所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为人,都永远让他成为界首人民心中最鲜活的记忆。

四、抓住机遇再度发展的界首

一个城市的发展,人民是主力,但是离不开权力的引导,界首市的发展轨迹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规律。界首原本是豫皖交界的小镇,历来不甚受重视,却在近代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在三位重量级人物带领下,发展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原重镇。可惜乔道三去世之后,上级出于区域经济平衡的考虑,将不少大厂相继搬迁出界首市,使这个新兴的工业商贸城市变成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缘城市。

19539月,上级撤界首市建界首县。

改革开放后,富有经济头脑的界首人重新拿起了“工业强市”的法宝,使界首工业再次兴旺,涌现了以沙河特曲、奇安特、富硒康、芬格欣等知名品牌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势头强劲,当时人称“南有宁国,北有界首”。界首牲畜交易市场被誉为“中国牲畜第一行”。1989年,界首复市。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界首工业再次陷入低谷。经历几年的负重爬坡之后,界首市在历任领导的努力下,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目前已建成以一园四区和六个工业小区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格局,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再生金属基地和华东最大的再生塑料集散地,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征途。

注①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

注②参见《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七·书简卷四【与张职方三通】。

注③参见界首市政协主编《小上海岁月》(黄山书社1997年版)。

注④关于张大桥之战,原国民党骑二军步兵旅旅长孟绍周、二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刘泽琨等在回忆中均称26日寇攻打张大桥(文见《小上海岁月》、《界首史话》),而何柱国将军在其口述传记《我的戎马生涯》(199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何柱国将军生平》)一书中称战斗发生在129,根据《豫南会战》等资料判断,系何将军记忆有误

注⑤参见民国时期出版《界首一览》,引文为汤恩伯将军为该书所作之序。本书曾被界首市政协收录于《小上海岁月》一书,后又翻印了单行本。

注⑥张道梁《近代天津著名报人张高峰

戴笠与界首的关系可参见沈醉与文强合著的《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界首市政协主编的《界首史话》也有撰述。

说明:乔道三事迹可参见复旦大学魏嵩山教授主编的《界首市的诞生》(黄山书社2001年版)及界首市政协主编的《界首史话》系列,在此不一一赘述。笔者曾综合多回忆文章,撰《界首市首任市长乔道三烈士传略》,全文刊载于界首新闻网网站。(柴进)